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与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举行《一九九七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我前两杂、有弹性的句型结构。第二，必须尽量促进中文的使用，特别是在各个专业领域，以使它能在不影响效率和精确性的大前提下逐步取代英语和其他外语。”

陈方正还说，语言诚然反映社会整体的习惯、经验和需要，既有很大的惰性，又有自己的变化规律，很难由政府、学者或教师去引导或改变；中国地大人多，情况尤其如此；所以，建立语文规范、促成“语”“文”融合，都是非常艰钜的长期工作云云。我因此想到香港中文教学的问题。刘殿爵教授曾经撰文指出，以粤语为口语的人学习书面语之困难，是因为“思考用粤语，表达用白话文”。《论文集》里侯精一的《试论97后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也提到这一点。政府引导和规划语文路向虽然艰难，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锐意在全国各地推行以普通话为范本的书面汉语，从而打好了中国大陆乃至台湾学生的中文书写基础。香港的语文教育长期没有推行普通话教学，因此出现了刘教授所说的现象，也造成了《论文集》里曾志雄所论的夹缝现象。

曾志雄说，学校不教普通话，但课本上的中文基本上又是用普通话写成的课文，香港学生於是往往错以为学语文的目的是用广州话念生字，语文老师又严禁学生用广州话写作，学生混淆之余，执笔为文自然既不是广州话，也不像普通话，成了“两不像”的“夹缝现象”。这种人为的语文分裂措施，害惨了无辜的莘莘学子。

语文是要规范的，那是为了打好学子的语文写读基础。有了基础，语文能力自然足以开闢应变和迎新的天地，既能消化方言与外来语做养份，也会具备弃芜存精的判断本领。陈方正於是从三个角度去衡量语文规范问题：第一，从提高语文之沟通效率而言，语文规范显然是必要的；第二，从社会习惯而言，规范虽重要，却绝不等於划一，必须维持中文和多种方言的“两级结构”，让两者并行不悖，取长补短；第三，从发展之角度看，语文总要变，规范虽然是为了维持稳定，却并非永久固定。台湾二十八岁女作家刘叔慧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题目是《一场关於玫瑰的实验游戏》，每一节都有个小题：“发现一枝半裸的玫瑰花”；“持续的猜测着”；“同情先於爱情的发生”；“被窥视的幻想”；“实验结论·爱情之无可状写”。这是规范后进化了的中文，我觉得很现代。陈方正必有同感。